1958年9月30日，历史的舞台在北京中南海展开，毛泽东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会晤成为关注焦点。谈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时，毛泽东毫不掩饰地指出：“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中国，不能有‘两个中国’，而这个中国就是我们。”这一表述常常孤立引用，容易误导人们以为中国拒绝加入联合国。然而，真正的含义在于，毛泽东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代表权，宁愿暂时不加入，也不愿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。

问题的根源在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，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依然占据着联合国中的“中国”席位。这个明显的现实被强行套入旧有的国际关系框架，成为新中国长久以来斗争的核心。早在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，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，代表中国的决策舞台不应局限于国民党的单一代表。抗日战争的后期，延安与美方军事观察组建立了联系，中共中央对此表示，中国的代表团必须涵盖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声音。

周恩来曾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，要求中国的代表团要体现各个政治力量。然而，国民党一方坚持认为，旧金山会议乃是政府间的会议，而非政党间的交锋。尽管经过交涉，只有董必武能以中国代表团的身份出席会议，但他并没有止步于会场。他积极与美国各界和华侨接触，介绍了解放区的抗战情况、政权建设及社会发展。这一幕对许多海外华人而言，无疑是他们首次直接了解到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。 龙八唯一

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代表权问题愈加尖锐。周恩来于11月15日向联合国的秘书长赖伊及大会主席罗慕洛发电，要求取消台湾当局的代表资格，明确传达了新中国的立场：合法的中国代表只有一个。1950年1月8日，周恩来再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发布声明，指出国民党残余势力留在安理会的做法是非法的。尽管苏联代表两天后提出驱逐台湾代表的动议，却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，未能通过。

这次外交交锋使毛泽东更加清晰地认识到，联合国席位的争夺不仅是流程问题，深层次乃是国家实力、国际友谊与大国关系的较量。单靠声明和交涉远不足以改变现状。抗美援朝的背景下，联合国大会曾在美国的影响下通过了将中国称为“侵略者”的决议。毛泽东在审阅外交声明时特意写下：“美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得到联合国的合法地位。”将这两重立场结合在一起，显示出台湾问题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紧密相连。

1956年10月3日，毛泽东在与曹聚仁、张治中等人的对话中明确表示，中国的联合国之路必须以“一个中国”为前提，既要加入大会，也要进入安理会及其他机构。而对“两个中国”的安排，虽然台湾方面与大陆在某些原则上存在差异，但在反对分裂中国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。195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宣言中对赫鲁晓夫坦白，中国应该为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无法进入联合国做好准备，但他同时强调，中国从未放弃恢复合法席位的公开要求。从中不难看出，这并不是放弃，相反，全力推动外交斗争以及国内建设同样重要。 龙八唯一

1964年中法建交事件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格局。到1965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时，赞成与反对的票数各为47票，虽未通过，但显露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潜移默化变化。1971年10月25日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，承认中国政府为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。决议一经通过，毛泽东便迅速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，选定乔冠华为团长。毛泽东当时的语气中透着自信：“人家第三世界举着轿子来请你，你怎么能不去？”

1971年11月1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亮相。乔冠华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，赢得了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。恰好在21年前，毛泽东曾经坚决要求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”；而如今，这句话终于实现，在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舞台上得到了应有的承认。